历史悠久的风水文化

       风水术，又称堪舆术，是一种从古代沿袭至今的择吉避凶的术数。客家人崇信风水，每逢婚丧喜庆，盖房子、打灶、挖井、选坟地乃至于修桥筑路等，都要请风水先生堪地利，看风水，择良辰吉日。这种风俗，自古至今，长盛不衰，以致积淀为颇具特色的“客家风水文化”。

然而，风水术这种北方文化是怎样传入客家地区的呢？它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壮大有什么关系？它是怎样适应了客家人的生存需要，又对现代客家人的精神生活起着怎样的影响呢？下面，就这些问题作点阐述和介绍。

       （一）风水术的发生与发展

       “风水”一语，最早见于托名晋郭璞所作的《葬经》，其云：“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可见，风水本是古代相地术的两大要素，它的核心是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古人迷信，认为人死灵魂不灭，因此死后的葬所，是生前住所的延伸和继续，因而居住环境又有阳宅和阴宅之分。风水的寻求，从根本上说是为满足人们避凶趋吉的心理需要。

       关于《葬经》，《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已指出并非出自郭璞之手，而是“至宋始出”，很可能是宋代人的伪托。然而，我国风水的意识却产生很早。据现有资料推测，相地之法，大约起源于原始聚落的营建。在原始社会的早期，人类过着采集和渔猎的群居生活，他们常常逐水草而迁徙，没有稳定的居所。到距今约六七千年的仰韶文化时期，人类进入了母系氏族繁荣阶段，过上了以农耕为主的经济生活，于是开始了稳定的定居生活，由此而导致了择地的需求。仰韶文化的氏族村落，大都分布在河流两岸的黄土台地上。河流转弯或两河交汇的地方，更是当时人们喜居的地方。著名的西安半坡村遗址，就座落在一块面临浐河的凸地上，其房舍具有近水向阳的特点，且四周有壕沟，可防敌害，是一处理想的居所。这说明当时人们已较重视聚落的选址。

       到了殷周时期，已经开始了有文字记载的相地活动。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就有大量的关于建筑的卜辞，如作邑、作案、作宗庙、作宫室、作塘等等。周人的几次迁都和营建新邑，更是经过反复卜问和勘察。如周人祖先公刘率众由邰迁豳，他亲自勘察宅茔“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译文“看了平原又上山，山南山北堪察忙，查明水源和流向”）（《诗经·大雅·公刘》）他的后人古公亶父又迁居于岐山足下的周原，这里近水而又不被水淹，通气而又不遭风灾，周人便在此营建城廓并开始发达起来。周灭商后，为了镇抚东方，开始营建东都洛邑。在建洛邑之前，亦反复堪察卜问而后定。《尚书·周书·诏诰》详细记载了此次定都的具体过程：“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出。越三日，戊申，太保朝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这段话白译为：“二月中旬，乙未这天，周成王早晨从镐京出发，到了丰。太保召公在周公之前，到洛地勘察宫室宗庙的基地。到了六月初三，新月露出光辉。又过了三日，到戊申这一天，太保召公于早晨到了洛地，占卜公室宗庙的基地，结果一卜得吉，便立即开始了测量营建洛邑的工作。”……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早在殷周之际，我们智慧的先人对房屋座落的方向及周围的居住环境，就已经留心考察。至于一国之都邑，更是慎重其事，绝不会随便找个地方就营建起来。这可以说是风水术的孕育时期。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发生着急剧的变化，思想战线呈现出空前的活跃，儒、法、道、墨、阴阳、八卦、五行等各种学说和主张争奇斗艳，互相诘辩，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战国七雄争霸，封建割据，竞相筑城，掀起了城市建设高潮。这个时期出现的《考工记》、《管子》、《周礼》等著作，总结了城市建设的经验，制订和提出了建国（都城）与营国制度，以及城市的选址理论。这些成果为风水术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秦汉时期是风水术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内，大规模的宫室营建为风水术的形成造成了物质前提；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孟喜、京房等人的易学理论为风水以及一切术数提供了理论与方法。特别是东汉神学思潮使得建筑中各种禁忌与迷信越发盛行，如“起宅盖房必择日”，“太岁头上不能动土”已成为阳宅建筑中应遵循的重要规则。此时，阴宅风水理论也在渐渐形成，“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的认识，葬人不仅要选择风水宝地，而且要选择良辰吉日的观念，已经普遍存在，成为风水术的重要内容。司马迁的《史记·日者传》将堪舆家列为孝武帝时的许多占卜家流派之一，而堪舆家就是后世的风水先生，他们几乎是专职的。

       与风水活动频繁的同时，秦汉时期还出现了一批有关风水的专著，如《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周公卜宅经》、《图宅术》、《大衍元基》、《葬历》等等。这表明，秦汉时期风水术已经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形成过程。因而，也可以称为风水学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风水学迅猛发展的阶段。这一时期，政治黑暗，战乱频繁，人们普遍感到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于是，风水观念趁虚而入，从民间渗透进高层文化圈，并被许多人所接受。如三国时著名的魏国方士管辂，以占筮、相术著称于世，也能相墓，据说他随军西行经过魏将母丘俭的墓，曾“倚树哀吟”，人问其故，他说：“树木虽茂，无形可久，虽美，无后可守。玄武藏头，苍龙无足，白虎衔尸。朱雀悲哭，四危已备，法当死族。”后“不过二载，其应至矣。”管辂此人，后世风水先生甚为推崇，很多风水书籍托名于他。又如晋代陶渊明的祖父陶侃，李白很欣赏的襄阳太守羊祜都是很相信风水的。陶侃曾听信相墓人的话，葬己父于卧牛地。羊祜信相墓方士的话，怕自己的祖墓有帝王之气遭皇帝猜忌惹祸，派人凿去风水。这一时期，南北文化和外来文化处于大融汇状态，玄学的兴盛和山水美学的发展，把风水学理论又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这一时期产生了大量的风水学著作，其中魏管辂的《管氏地理指蒙》，南北朝王征的《黄帝宅经》等，是风水学中较重要的著述。

       综上所述，风水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它和其它文化现象一样，首先发生、形成、发展于中原地区。隋唐以前，它也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的中下游地区和长江两岸地区，尚没有传播到现在的客家地区。

       （二）客家先民的南迁与风水术进入赣南

       风水术是何时传播到客家地区的？这与客家先民的南迁直接相关。

       在本书“历史篇”中，我们已经阐明，唐朝中后期至五代，由于北方战乱不休，造成了客家先民的大批南迁并进入客家地区。

       客家先民的南迁，必然带来北方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传统文化，因此 ，也就在这一时期，风水术悄然流入了客家地区。

       从客家地区风水术士们世代相传的口碑资料中，我们知道，将风水术带入客家地区的主要是杨筠松。关于杨筠松其人其事，《唐书》无传，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载其名氏，《宋史·艺文志》则称为杨救贫，亦不详其始末，惟术家口耳相传和方志的零星记载。如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云：“杨益，字筠松，窦州人，官金紫光禄大夫，掌灵台地理事。黄巢破京城，益窃秘方中禁术，与仆都监自长安奔虔化怀德乡。爱其山水，遂家焉。以其术授曾文辿，刘广东（应为刘江东——笔者）诸徒，世称救贫仙人。卒葬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著有《青襄》、《疑龙撼龙》、《穴法》、《倒杖》诸书传世。”

       类似的记载还见于《江西通志》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书籍中。

       由上述资料可知，杨筠松属唐末避乱南迁的客家先民。他由长安来到赣南以后，便在这里居住下来，寻龙追脉，从事风水术的实践活动，并授徒传术，使风水术在赣南播延开来。

唐时，虔州（今赣州）领赣县、虔化、雩都、南康、大庾、信丰、安远等七县，杨筠松操风水术足迹遍及各县。今天赣州市沙河乡的杨仙岭，于都县宽田乡的杨公坝，兴国县梅窖乡的三寮，瑞金县叶坪乡的观音岭，寻乌县南桥乡的青龙洞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杨救贫的遗迹和传说故事。这些传说，妇孺皆知，有口皆碑，令人津津乐道。一般人不知道杨筠松这个名字，杨救贫却名闻遐迩，几乎无人不晓。

       杨筠松继承和发展了风水术中的形法理论，创立了江西形势派（实际上是赣南派）。其理论的特点是主形势，定向位，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实质上就是因地制宜，因形选择，观察来龙去脉，追求优美意境，特别看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尽可能使宅基于山灵水秀之处。相传杨筠松阐发形法理论的著作有《正龙子经》、《疑龙经》、《撼龙经》、《黑囊经》、《青囊奥语》、《葬法十二杖》等。但据专家学者们考证，“杨筠松本人创作的风水著作并不很多，《宋史·艺文志》载有杨救贫《正龙子经》一卷，现似乎已失传。后世托名杨筠松所作的风水著作甚多，都不可信。因为据《江西通志》引《安志》云，江西派初起时，杨曾等人并不著文字，只稍有口诀而已。所以，杨筠松的主要活动是传业授徒。”他的主要弟子有曾文辿，刘江东，二人均为今于都人，方志中有记载：

       “曾文辿，居会同里同口。师事杨筠松，熟究天文、谶纬、黄庭、内经诸书，尤精地理。梁贞明间，游袁州万载，爱其县北西山之胜，谓其徒曰：死葬我于此，卒如其言。……著有《寻龙记》上下篇行世。”

       “刘江东，上牢人。杨筠松避黄巢之乱来虔州，江东与同邑曾文辿师事之，得其术。”

       自从杨筠松在赣南授业传徒之后，风水术士就成为客家地区世代相传的职业，杨筠松也因此成了历代风水术士共同尊奉的祖师。

       （三）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与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播衍。

       两宋时期，随着客家民系的孕育形成，一些客家文化事象也逐渐形成。也就在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术大大兴盛起来。其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一时期信奉风水术的人越来越多。关于这一点，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风水等方伎术数一直被正统的高层文化人士所轻视，正史中极少记载有关的情况，以致我们今天很难从正史或其它史志中找到有关材料。但宋代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有云：“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由此我们可以窥见当时江西赣南等地风水术兴盛之一斑。

       其次，这一时期赣南等地风水术名流辈出，这些风水术士不仅在本地看风水，而且声名远播，被请去外地看风水。如：

       “廖瑀，字伯禹。……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研父三传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尝为饶州许氏卜宅，曰：后世子孙当有为吾州守者。建炎四年，许氏子中知虔州，忆瑀遗言，遣使致祭，为立碑记。”

       “谢世南，廖瑀子婿，亲受廖瑀术。传子永锡。游公卿间，官至武功大夫。……及卒，侍郎廖彦铭其墓，博士米芾书丹，人以为二绝。”

       “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秘，至今传诵。”赖文俊是宁都人，曾文辿之婿，为江西派的第三代传人。他浪迹江湖，以“先知山人”的别号在福建相地，有很名气。

       另外，《古今图书集成·堪舆部》列传的宋时江西派名流尚有刘潜、傅伯通、邹宽等人。他们在风水术的理论和实践上都很有成就。刘潜为南康人，著有《地理诸说》行世。傅伯通师从廖瑀，其术颇精，闻达于朝廷。宋室南迁后，傅伯通奉诏去相看杭州是否适合做都城。他相看后上表说，杭州过去虽然曾经称雄，实际上无论从形势或局面来看都是弱小的，只适宜做一方巨镇，而不能做百祀的京畿。否则，皇帝来此驻跸只能维持偏安局面，在此建都则难奄九有。这份奏表呈上后，南宋朝廷乃升杭州为临安府而称为行在，南宋最后竟偏安于此。邹宽与傅伯通同师廖瑀，深得推崇。他曾为汪伯彦卜地葬亲，因为墓地卜选得好，汪伯彦果然于丁未年拜相。他还借谈堪舆寄信劝说汪伯彦抗金，但不果。

       第三、这一时期形势派风水学理论著作大量涌现。综合各种资料，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除上述廖瑀的《怀玉经》、赖文俊的《催官篇》和刘潜的《地理诸说》外，尚有：黄妙的《博山篇》；廖瑀的《九星穴法》、《十六葬法》、《鳌极精金》；谢和卿的《神宝经》、《天宝经》；刘见道的《承生秘宝经》；孙泊刚的《琼林国宝经》；胡矮仙的《三十六穴图至宝经》；以及托名杨筠松的《撼龙经》和《疑龙经》，二书中对山龙、脉络、形势的论述，典型地反映出形法派风水术的特色。

       北宋后期至南宋，是客家民系形成后的第一次发展时期。客家人由于自身的发展繁衍，原居地已不足生计，于是由赣南东北部、中部向西南部发展；由闽西的西北部、中部向闽西纵深和闽西南部发展。这两股势力并推进到了粤东和粤北。

       随着客家民系的发展，形势派风水术也迅速向广大客家地区播延。到南宋时，并从中衍生出一个新的流派——理法派。理法派风水术“纯取五星八卦，以定生克之理，”即以八卦、十二支、天星、五行为四纲，讲究方位；特别是重视罗盘定向，阳山阳向，阴山阴向，不相乖错，以定生克。

       理法派由王伋等人创立。王伋为南宋时江西赣州人，他因科举失利，弃家浪游江湖，后居福建建瓯，利用其风水术使其迁居地出了何太宰诸人，因此声名大振，其所用的风水术遂被称之为福建派。

       由上可知，王伋本身系客家人，他后来移居的福建建瓯，即今福建建宁，也属客家杂居地，因此，很可能王伋的风水术当时也主要在客家人中流行。加上王伋所用的“纯取五星八卦”之法，原本就是江西派的传统方法；还有，宋元时期的理法派著作亦多为江西人所作。所有这些，足以证明，理法派实际上也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它的产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形势派风水术的兴盛与发展。

       明清时期，是客家民系的进一步发展时期。此时，风水活动已经成为一种风俗普及于赣闽粤广大客家地区，风水观念则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深深浸透于人们的心灵之中。表现之一是：这一时期各地遍建风水塔，人们相信这可以祈福消灾。如在河流的转弯处或交汇处建水口塔以镇水患；在城镇附近的山上建文峰塔以祈文教昌盛，科宦发达等等。表现之二是：风水思想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而具有约束力。如清代宁都直隶州府曾明令禁止庶民在莲花山挖煤、烧石灰，原因是：“莲花山系州城发脉之处，”在此挖煤烧石灰，就会破坏“州县龙脉”，应即予究治。表现之三是：葬俗上停柩不葬和坟墓屡迁不厌之风越来越严重。如乾隆《嘉应州志》卷一“舆地部·风俗”云：“葬惑于风水之说，有数十年不葬者。葬数年必启视，洗骸，贮以瓦罐，至数百年远祖，犹为洗视。或屡经起迁，遗骸残蚀，止余数片，仍转徙不已。甚且听信堪舆，营谋吉穴，侵扩盗葬，构讼兴狱破产，以争尺壤。俗之愚陋，莫丧葬为甚。”同治《雩都县志》卷五“民俗”也载：“停柩不葬有至数年、十数年，甚而数十年者。其因有二：一由南方地湿，惧水蚁之为害，择地无吉或不敢葬；一由俗倘侈靡，亲死以散帛广至客为多能，惧丧无费或虑居隘而不葬。”这一陋习也盛行于闽西，如民国《长汀县志》“礼俗志”载：“汀俗葬亲迷信风水，寄葬择地久而不决，甚有延至数十年，子孙俱逝而棺骸未归茔穴。此尤悖礼败俗，亟应革除者也。”总之，这一时期风水术在客家地区普及、深入人心的同时，也越来越走向迷信化，大有“风水人间不可无，全凭阴德两相扶”的趋势。

       明清时期，客家地区风水术的另一发展变化是形势派和理法派出现了合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理法派本身源自于赣南风水术士，与形势派之间相容之处颇多。另一方面是由于宋末元初蒙古人的南侵，迫使赣南和闽西客家人更大规模地往粤东粤北迁徙，由此势必把主要流行于赣南的形势派风水术和主要流行于闽西闽中的理法派风水术带入上述地区。明清时期，梅州已成为客家人的第二块根据地，此地人文渊薮，达到了与赣南闽西同等的程度。因此，很可能就在此时形势派与理法派完成了合流的过程。此后至今，客家地区的风水术士是既操罗盘以定向位，又重视龙穴砂水的配合，再也没有什么形势派和理法派的区别了。

       （四）客家地区风水术兴盛的原因

       上文我们阐述了形势派风水术兴盛和播衍的过程。那么，造成客家地区风水术传播和兴盛的原因是什么呢？下面，就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第一、风水术适应了客家先民求生存、开发山区的需要。

       如前所述，风水术是在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南迁而传入客家地区的。那么，在这之前客家地区的状况怎样呢？清同治《赣州府志》载：赣之为郡，处江右上游，地大山深,“汉唐以前，率以荒服视之”。可见，赣南由于地处僻远，交通不便，唐代之前，还是人烟稀少，处于荒凉的状态。一直到宋代，王安石还说：“虔州江南地最旷，大山长谷，荒翳险阻，”那么，唐以前的落后程度，便可想而知了。闽西和梅州比赣南开发更迟，尤其是梅州，直到唐代中叶，仍处于“人烟稀少，林菁深密，野象横行，鳄鱼肆虐，瘴气熏人”的境况。加上南方山区阴霾多雨，虫蛇出没，各种疾疫容易流行。这样一种自然环境，对于客家先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他们远离了中原战火，却面临着新的生存劣境。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和发展，除了需要吃苦耐劳，勇于开拓的精神外，还得有一些适应环境的办法，其中，如何定居下来就是一个首要的问题。原来，在北方地区，气候干燥，地面平坦，盖房的择地问题比较好解决。可是来到赣闽山区，地形复杂，溪河遍布，且多虫兽侵袭，选择一块好的地方来建房安家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复杂了。风水术满足了先民们的这种生存需要。因为其阳宅理论的宗旨就是追求房宅建筑选址的方位布局与周围环境大自然的协调统一，以保证人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平和，所谓“人因宅而立，宅因人得存，人宅相扶，感通天地。”而且，当时的风水术士都是掌握了一定科学知识的人，他们懂天文地理，善于观察地形地貌和水土优劣，如杨筠松等人便是。所以，风水术在先民们的定居生活和以后开发山区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现在客家地区流传着的关于风水祖师杨救贫的许多传说故事颇能说明一些问题。

       如：世传杨救贫有赶山鞭，赶山术，既可以把山赶走，也可以把石头赶走。他寻龙跟脉，遍察赣闽边区。发现那里有山障碍交通，与民不便，他就把山赶走；那里有流水为患，他就把圆滚滚的石头像赶猪婆仔一样赶去堵塞；或者把石头赶至河中间拦坝蓄水以灌溉农田。当然，如果他正在驱赶着的山或石头被女性看见、点破（一般以扫帚指），移动着的山和滚动着的石头就会轰然停止。这则传说是否隐喻着风水术士对于开发山区、治山治水的贡献？

       又如有这样一则传说：南康有个叫鸭婆寮的地方，虽然土肥水足，却种不好禾，因为虫子总是把禾苗给吃光。有一年，来了个放鸭婆的，他白天在塘边搭棚睡觉，晚上出来放鸭婆，鸭婆只只体肥肉壮。几天后，放鸭婆的走了，田里的禾苗也变得绿油油的了，原来是鸭婆把虫子吃光了。放鸭婆的留下了两个鸭蛋，从此以后，这里的百姓也学会了养鸭子，禾再也不生虫了，年年丰收，人口也很快发展起来，地名也就叫鸭婆寮了。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放鸭婆的就是杨救贫。可否这样认为，这则故事反映的就是风水术士给人们选择了好的居住环境而祛除了病害，带来人丁兴旺呢？

       再举一则故事：兴国县有个梅窖乡，这里何姓人口特别多。相传在很久以前，地理先师杨救贫想把一座石灰山从宁都的青塘赶到兴国三僚。到了梅窖，正好天色晚了，杨救贫看看路边有一间草房，就前去借宿。草房住着姓何的，只有老婆婆一人在家，她丈夫和儿子出门去了。老婆婆让杨救贫住下，并把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杀来敬客。杨救贫很为老人的热情感到不安。可是到了饭菜上来时，杨救贫很纳闷：怎么一只母鸡那么大，竟然没有胸膊肉？

       第二天一早，杨救贫要走了，给钱老人不要，还反送他一包东西。走了不远，杨救贫打开一看全是昨晚那只老母鸡的肉。他实在过意不去，为了感激老婆婆的款待，就又回去，对老婆婆说：“老人家，我要帮你做个风水。”老婆婆说：“不用了”。而杨救贫执意要，便在她房子侧边一座山上选了个地方。风水做好了，杨救贫要为老人喝采“文武官员千千万，朝朝天子出能人。”可是，老婆婆很容易满足，便说：“有一千根扁担就够了。”杨救贫说：“那好吧！以后保证你出一千根扁担。”可是，他转而又想，既然有了扁担，就应该有挑的东西。于是，就把那座本想赶到三僚的石灰山留在了梅窖。从此，姓何的一家采烧石灰，日子越过越殷实，人丁越来越兴旺。

       对于这一则故事，我们可以作如此观：风水术士们利用其所掌握的地理、地质等知识，指导先民们探寻和开发山区宝藏，从而扩大了经济来源，促进了人口的繁衍发展。

       第二、客家地区的地理形势为风水术的传播带来了条件。

       赣闽粤三角区同属丘陵地带，这里山重障叠，河流交错，正是形法理论大显身手的地方。因为形法理论的特点就是“主于形势，原其所起，既其所止，以定向位，专指龙、穴、砂、水之相配。”所以，杨筠松来到赣南以后，很快就施展开了他的风水术数，并且有曾文辿、刘江东等一帮高足追随着他，遍历各地，寻龙探穴，观砂察水，开创了江西形势派风水术的发展局面。

       第三、宋明理学对风水术的影响。

       论者认为，“宋朝是我国风水史上的高峰期，这期间，风水术——主要是阴宅风水——发展到了极盛点。这一是由于宋朝的理学思想为风水术提供了理论基础及方法手段；第二也是由于科技的发展，如罗盘被普遍地用于堪舆术。宋明时期，是赣南理学颇为兴盛的时期。北宋仁宗时，理学的创始者周敦颐曾先后讲学于南安的道源书院和虔州的玉虚观，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程颢和程颐都曾在此向周敦颐求过学。此外，当时的赣县人曾准对理学也颇有造诣，深受周敦颐赏识，称誉其“实开儒术之先”。明代，理学大师王阳明又曾巡抚南赣，镇压了赣南等地的农民起义，并在赣州通天岩的观心岩讲学，创发其“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的“心学”旨意。

       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本体论与风水术阴宅理论中的唯心主义在渊源上有共同之处，在本质上则是一致的。它为阴宅风水理论的基本前提——墓地位置能决定人的吉凶祸福提供了一套圆通的解释。因此，赣南宋明理学的发达，必然促进这一时期风水术的兴盛。

       第四、客家地区“巫文化”的盛行，也是风水术漫延的一个因素。

       我们知道，在先秦时期，赣南曾长期隶属于楚，受到楚文化的强烈影响。楚人信巫，巫文化特别发达，这种“巫文化”势必沉积于赣南的人文土壤之中，成为客家文化的一因子。如清同治《赣州府志》卷二十“地志·风俗”载：“赣俗信巫。……有巫师角术为患”就是明证。这种“巫文化”，跟风水术中的迷信成份完全合拍，两者相得益彰，共同发展，所以明清时期的风水术披上了更加浓厚的迷信色彩。

       （五）风水术对现代客家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影响

       通过以上的介绍和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的认识，即：风水术是唐朝末年随着客家先民的迁入赣闽边区而流入客家地区的；它的传播、发展、兴盛与客家民系的形成、发展、壮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适应了客家先民求生存和开发山区的需要，适应了客家地区的地理环境，并深受宋明理学和客家地区“巫文化”的影响。因而形成的江西形势派风水术是颇具客家特色的风水流派，它积淀着客家人的传统素质，成为重要的客家文化事象之一。

       无庸置疑，客家地区的风水术既有科学的成份，也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它一旦成为一种传统积淀，一种文化民俗事象，就具有它的承传性和顽固性。因而风水术对现代客家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仍有很深的影响。如在赣闽粤客家聚居区，客家人“多迷信风水，常为求一好坟穴或屋址，不惜长期供养堪舆师，以丰美酒食招待。”“风水先生在人家建房举行‘动土’仪式时，也把他们的祖师——唐代著名堪舆家‘救贫先生’杨筠松摆到了土地之神中一并祭祀。”我们在进行客家民俗的田野调查中，发现许多地方都有对“杨太伯公”的崇拜和祭祀，“杨太伯公”就是风水祖师杨筠松。

       在国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风水术的影响也不亚于中国国内，“在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国度里，如朝鲜、日本、老挝、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都有关于风水的各种活动，以致演变成为满足当地需求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因气候湿热，人死了以后，不能在地上久放，必须尽快入葬，因此，从事掘墓工作的农民人数众多，而看风水相墓地则变成了众所周知的职业。”

       而在形势派风水术发源地赣南，杨救贫风水术代有传人。据民间风水先生们说，杨筠松的风水术现已传到44代，于都固院有其44代传人，姓曾，有银牌为证。

       （六）风水文化遗存举要

       1、杨仙岭

       杨仙岭位于赣州市章贡区沙河乡东北部，西北濒贡江，沿江走向；海拔412米，地域约2平方公里。山上灌木丛生，峰顶岩石裸露。登临山顶，赣县县城尽收眼底。相传风水祖师杨筠松（号救贫仙人，俗称“杨仙”）曾修炼于此，故名“杨仙岭”。

       时南康县人（一说为虔化县<今宁都>人）卢光稠与姑表兄谭全播在南康县石溪（今上犹县双溪）聚众起义，攻占虔州（今赣州市），自称刺史，从此，割据虔州达26年。后梁时，赣南是客家风水文化的发源地，这里除流传着大量关于风水文化的传说故事外，还保存着许多风水文化的历史遗迹。这里列举几项，以飨读者。

       卢光稠被梁太祖封为“留后”，授百胜军防御使兼五岭开通使，辖虔州、韶州和吉州南边诸县。传说卢光稠主政虔州期间，与杨筠松过从甚密，曾请杨公为其择地筑“卢王城”（即今赣州城）。卢王城位于今赣州城东北角，中心在郁孤台和八境台之间，三面临水。古城为“通天龟形”，龟尾在八境台，故名“龟尾角”。所辖十县（赣县、雩都、虔化、兴国、信丰、安远、会昌、石城、龙南、瑞金，此为宋时虔州十县，不含当时南安军所辖三县，即大庾、南康、上犹）为蛇形，故赣州市过去有“十蛇聚龟”之说。赣州古城中原开有狮子两泉和凤凰、嘶马、金鱼三池。南宋绍兴十七年（1147年）郡守曾？谯门，掘地得一方石头，上面刻写有钳记云：“穿开狮子两条泉，九秀回龙出大官，金鲫鱼池赐金紫，凤凰池上出名贤。

       一些风水研究者认为，杨仙岭就是杨筠松授徒传术，阐发形势派风水理论的地方。山顶曾建有杨仙祠，后毁，仅见遗址，现仍有信徒前往烧香祭拜。

       2、风水文化第一村——三僚

       三僚，古称僚溪，是江西兴国县东部梅窖镇的一个偏远山村，距兴国县城60多公里，现有人口4600余人，分居在18 个自然村，均为曾、廖两姓后裔。其中曾姓人口略多于廖姓，且均系曾文辿的后代，自称是由于都县的曲洋迁居此地，现分为五大房派。廖姓分为三大房派，他们的祖先则是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点迁来的，其中操风水术的均是廖瑀的后代，自称系由宁都县的黄陂迁居此地。据当地人说，在这个人口不到5千的小山村里，长年活跃在赣、闽、粤、台、港、澳乃至东南亚各地的风水师就有200多人，从而在海内外留下了“风水不到三僚不灵”的美好声誉。

       三僚风水之出名，盖源于风水祖师杨筠松。

       相传，杨筠松晚年，因自己无后，想给自己和徒弟们找一块安居的好地方，以便将自己创立的风水术代代传扬下去。于是，带着两个徒弟曾文辿、廖瑀四出物色安身之处。当师徒三人走到僚溪时，环视四周，眼前不禁为之一亮：此地群山环抱，水口密闭，明堂开阔，正是理想的安居之所。于是，杨筠松堪定此地，并随即让其弟子曾文辿从于都曲洋迁来；又亲自对三僚地形勘测了一番，并留下钳记曰：

       僚溪山水不易观，四畔好山峦；

       甲上罗经山顶起，西北廉幕应；

       南方天马水流东，仙客拜朝中；

       出土蜈蚣艮寅向，十代年中官职旺；

       今卜此地为尔居，代代拜皇都。

       初代钱粮不兴大，只因丑戌相刑害；

       中年富贵发如雷，甲木水栽培；

       兔马生人多富贵，犬子居翰位。

       今钳此记付文辿，三十八代官职显。

       钳记中对三僚村的地形地貌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对每个地形对曾氏的影响也进行了预测。如，“出土蜈蚣”是三僚东北面的一座山名，其形状如一只蜈蚣横亘在三僚村东北面，这个山形可使曾氏前十代“官职旺”；“天马水流东”，故三僚人能够“仙客拜朝中”（即成为钦天监灵台博士）。三僚曾氏初期人丁不旺，各房往往单传，原因是“初代钱粮不兴大，只因丑戌相刑害”；三僚村明清时期名扬全国，“白衣承诏”，堪测明十三陵、修建故宫，原因是“中年富贵发如雷，甲木水栽培”。故现在海外许多风水研究者都是拿着杨筠松的这个钳记到三僚村一一验证。

       以上虽系传说，不足为信。但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看，它提供给我们的却是一则有价值的资料，揭示出三僚村可能就是形势派风水术的发源地。关于这一点，从曾、廖两姓族谱中的迁徙资料和宗族发展史以及三僚村现存的诸多风水文化遗迹可以得到有力地佐证。

       据《兴国三僚武城郡曾氏重修族谱》（1995）、《兴邑僚溪清河廖氏首届联修族谱》（1996）、《兴国三僚清河廖氏专修族谱》（1895）等谱籍的记载，曾氏的开基始祖是曾文辿，于唐代末年迁居三僚。曾氏迁入三僚之后，直至明代初年，一直“人丁不旺”。而廖氏三房派中，最早的一支据说是唐代末年从宁都蔡江乡胡坊村迁来的；最晚的一支，亦是现今从事风水行业人数最多的一支，则是北宋中期从宁都黄陂镇中坝迁来的。族谱记载，其开基祖是形势派风水传人廖瑀的第3代侄孙邦公（一说为邦公之子禄舍）。

       三僚风水既由杨筠松及曾文辿、廖瑀等师徒肇始，遂渐成风气，代有名师。至明代，三僚风水师足迹遍布全国，甚至闻达于朝廷。其中最负盛名者莫过于明代初年的风水大师廖均卿和曾文政。

       据三僚曾、廖两姓族谱记载，廖均卿、曾文政从小酷爱风水，长大后并对其有很深的研究。明永乐五年（1407年），经礼部尚书赵翊的推荐，从三僚来到京城，面见当朝皇帝，并奉旨为朝廷堪定了天寿山皇陵（即十三陵），因功受封为钦天监灵台博士，领四品职官月俸。

       继廖均卿、曾文政之后，嘉靖十五年（1536年），廖文政、曾邦旻、曾鹤宾又奉诏晋京，为朝廷相看献陵，并奉旨治理黄河，兼通漕运，从而受到嘉靖皇帝的一再封赏。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曾氏后人曾永章再次晋京，奉诏相视陵园，受封钦天监灵台博士。

       由于三僚曾、廖两姓的风水术一再为朝廷所看重，恩宠和封赏有加，所以，明清时期，曾、廖两姓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也迅速提高，人才随之大批涌现。据统计，明代以前，该两姓不仅人丁稀少，且族中读书之人，寥寥无几。而明代永乐、嘉靖之后，随着其社会地位的提高，两姓呈现出一派丁多财（才）旺的局面。仅明清两代，两姓取得贡生、增生、廪生资格的便达到375名，经科考入仕的有11名。在曾姓取得生员资格的175人中，注明专修《易经》的就有16名。与此同时，村中具有崇高威望的风水大师也蜂拥而出，其中仅见于（清）同治《兴国县志》记载的就达到21个，而见于两姓族谱记载的更有六、七十人之多。在这些大师中，有廖均卿、曾文政、廖绍定、廖绍宠、廖胜概、廖邦明等一批人，他们不仅在实践上有很大作为，而且在理论上也有不少创新，整理出诸如《阳宅简要》、《地理指迷》、《向水指南》、《地理心得》等一批有价值的风水著作，使得三僚这一江西形势派风水发祥地愈显其彰。

       三僚留下了许多风水文化遗迹。走进三僚，犹如走进了一座“易学博物馆”。站在曾、廖两姓交界的“和合石”上看，三僚村地形状如一个太极图形。整个村子座落在盆地上，盆地中间一座条状石恰如罗盘中的指针，故称“罗经吸石”。曾姓村和廖姓村分居指针两侧，就像太极图中的两仪。盆地四边各有东华、西竺、南极、北斗四座寺庙和御屏帐、活龙脑、九尾杉、和合石、多士石、章罡士、七星池、甘泉井等八个景点，仿佛在演绎着《易经》中“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演八卦”的原理。

       走进三僚，又如走进了一座巨大的风水文化陈列馆。在这个不足2平方公里的古老山村，布满了历代风水师们留下的独具匠心的风水文化建筑。如，这里有大小祠堂42座，典型的有“挂壁天井”、“蛇形祠”、“龟蛇会”、“狗形祠”、“半坑祠”、“无蚊祠”、“万方祠”、“月洲祠”、“美女照镜祠”等等，每一座祠堂都蕴藏着高深的玄机和包含着神奇的故事。

       又如，三僚现存明清以前古墓几百座，其大者如皇陵，座座皆有风水说道，诸如“鹅形”、“蜈蚣形”、“观音望海”、“夫子弹琴”、“凤凰翘尾”、“上水鲤鱼”、“侧面卧虎”、“猛虎回头”、“五虎下山”等等。该村北面的罗山墓（明代曾邦旻之墓），座落在一片开阔的平地上，前面有低矮的小山坡，但后面却非常空旷（风水上称其为“座空向满”），左前方还有一条很长的山坑，正对着墓址（风水上称其为“坑煞嶙峋”）。针对这种环境，三僚的风水大师们将该墓设计为鱼形，以与周围的环境相协调（即把平地比喻成江湖，取“鱼水之欢”之意）。同时又在墓的后面筑起一条与左边山丘相连接的小山梁，它一方面可作为墓的靠背，另一方面又可把山上的龙脉接引下来。为了缓解来自山坑的冷风与水流，并加强整座墓的美学效果，他们又运用文学创作中的比喻手法，在墓的左前方开挖了12口大小、形状、深浅不一的池塘，并在最后一口池塘的塘边上做出一个圆形小墩，以象征鱼儿吐出的气泡。整座阴宅，既庄严肃穆，又给人以简洁、明快的感觉。

       在三僚村，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人工开挖的池塘，这便是有名的“七星池”和“百口塘”。据说，这是风水师们针对所居屋场犯“四煞嶙峋”而采取的“消水”“制煞”的措施，不免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但是，池塘开挖以后，与屋场周边小溪相连贯通，使排水通畅，气韵回旋，可谓“藏风得水”，居住环境更加宜人、美妙。

       三僚村曾、廖二姓各建有一座杨公祠，供奉杨公金身，并将本姓先祖与杨公并列同祭。曾姓的杨公祠毁于“文革”，但偶像仍留存了下来，现今贡奉在曾姓屋场的关帝庙内，神台上左为杨公像，右为曾文辿公像，香火不断。廖姓的杨公祠一直保存了下来，并于1995年重修。现神台上贡有杨公、廖瑀仙师等神位，神台两边并立有牌匾等，香火亦十分兴旺。

       此外，在三僚村的西边，还有一株千年古杉，树杆中空如半轮残月，树冠则枝叶婆娑。据说此树壮年时有九个分支，故名“九尾杉”。相传此树亦为杨公亲手所植，因而成为一棵神树，引得许多杨公信徒前往顶礼膜拜。

       总之，三僚村历史悠久，神奇无限，处处可见风水文化的“活化石”，不愧是“中国风水文化第一村”。

       3、杨公坝

       根据清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十六“方伎志”的记载，杨筠松死后安葬在“雩都寒信峡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的地方。杨公坝位于于都境内梅江东岸的河滩上，地属于都县宽田乡，现为一行政村。

       关于杨筠松之死，清代兴国县志《潋水志林》“遗闻”条中载为被卢光稠毒死。但前于此的明万历二十年版《宁都县志》却记为：“（杨）为卢光稠卜地，道雩都寒信峡，疾发薨，遗命其徒曾文辿等葬之于药口坝，今呼为杨公坝。”清同治《雩都县志》卷十六“轶事”亦载：“杨筠松卒于邑之药口，其徒曾文辿即于坝上扦地葬之，因名杨公坝，人欲寻其冢不可得。”两书所载均未言及杨筠松之死与卢光稠有关，而是死于疾病。两说孰是孰非？尚难考证，故存疑。

       杨筠松死于药口坝，并由其高徒曾文辿就地安葬，又将药口坝更名为杨公坝，则是明白无疑的。

       因杨筠松是风水祖师，在赣南地域影响深远，其墓葬虽寻之不可得，但却留下了一些后人凭吊的文物。如，清同治《雩都县志》卷十二“茔墓志”载：“都监杨筠松墓，县东北八十里，地名跃口，今称杨公坝。明万历初，太守叶梦熊竖碑表之。”这块万历碑石，已于1992年由于都县博物馆征集收藏。于都县博物馆还收藏有清代的石碑一块。该碑原立于车溪乡黄沙村梅江边，与杨公坝隔河相望。碑文虽多有脱漏，但仍可辨其大意是：清代嘉庆十八年，段道轩、吴肇龙两位风水师前来祭奠祖师杨筠松，并祈求祖师护佑操业遂心如愿。

       4、风水塔

       风水观念的影响下，明清时期，赣南各地普建风水塔，构成了一道道颇具特色的人文景观。据文物工作者的调查，赣州市下辖的十八个县市区，现有明清时期的古塔达40余座。这40余座明清古塔，没有一例属于佛教意义的塔，而全都属于堪舆学意义上的风水塔。

       风水塔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水口塔，另一类为文峰塔。

       水口塔往往建于河流侧畔，起“培文明，障水口”的作用。如，赣州城北的玉虹塔（又称白塔），位于章贡两江合流后的赣江西岸，建于明代万历年间。其主要功能便是镇水，人们祈盼依靠它来使赣州城免遭水患。1995年5月，玉虹塔的地宫出土了一个重达76.5公斤的特大铁元宝，上面铭铸着“双流砥柱”四个大字，正是这种功能的最好诠释。

       又如，上犹县营前镇的“龙公塔”，位于营前墟东面桃岭之侧峰的水口旁，建于明天启四年（1624年）。系本里陈蔡两姓“为培文明而障水口”，在上犹县令龙文光的倡议下共建的，故后名龙公塔。

文峰塔多位于村落或城镇周缘的峰峦顶部，起“补缺障空”、光大人文气象、满足人们希冀文运昌盛的心理需求的作用。如，瑞金县城的南面山峦，从明代万历年间开始至清代乾隆年间，按照风水观念的要求，或由官府，或由乡绅，先后于峰峦巅处沿弧状排列建起了三座文峰塔，构成了“笔架凌霄”的胜景，给人以心理上的满足和美的享受。

       风水塔虽然是古人出于迷信动机所建，但她们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赣南大地上，使赣南的山山水水平添许多妩媚和灵秀！